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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为发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活力。
我们党是执政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能不能正确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依法治军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法治体系建设的主体内容就是制度建设，主要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把全面依法治国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理解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一是解决重人治、轻法治现象。
应当积极研究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律问题，更加主动参与国家规则制定，提出世界法治发展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国际法治体系。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一)开创了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崭新范例 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现代化进程确实是在诸如英国、美国、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首先相继启动的，法治现代化的演进与发展，也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趋向，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
即使有什么变化，充其量也不过是近代中国法律领域的进化改良或早期法律现代化的尝试而已。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基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揭示，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6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先后制定《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逐步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另一方面，亦是更重要的，开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进程充分表明，在当代中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39)必须确保党能够有力有效地统筹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6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随着新发展阶段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实践而与时俱进。(67)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55)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三次前后相继的伟大社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发展和拓展。
(7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第874页。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16)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43)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作出了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战略安排，这就是：到2035年，用3个五年规划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建立新民主主义法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展开了对于中国式法治发展新道路的艰辛探索。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与拓展，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巨大的历史贡献。
(66)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断言，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在当代中国，推进法治现代化的最深厚的动因源泉，来自社会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来自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73)同前注(54)，习近平书，第8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世纪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社会革命，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自主成功地开创、坚持和拓展了适合中国国情条件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识性的重大意义。(39)参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41页。这是植根中华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一个世纪的伟大斗争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法制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走出来的，是引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产物 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交织着诸多矛盾冲突运动，从而引起国家法律生活领域的某些部分改变，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催生着法律革命的形成与发展。条约制度兴衰的一百年来，经历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开始及其高潮，也经历了中国人民对侵略不断增强革命反抗的各个阶段。
(66)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59-160、165-167、201-202页。(31)同前注④，邓小平书，第373页。
(27)同前注④，邓小平书，第177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制度，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编纂与颁行，无疑是坚持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重大法治成果。(2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及五四宪法时强调，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3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62)加强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是创造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要求。
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一)深刻反思近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 传统中国的法律生活世界，是一个高度自主性的法律系统，形成了体现中华民族理性精神与法律智慧的中华法系，对全球特别是东亚区域的法律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7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就是人的解放，是一场人的高度的革命，(74)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制度，(75)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74)同前注(51)，马克思文，第18、11页。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法治现代化不仅表明法律是以形式上正确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社会主体行动的一般模式，具有形式的理性化的特征。(72)同前注(63)，习近平书，第46页。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就是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50)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2021年4月20日)，载《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2版。
(31)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则是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程中开辟出来的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是超越西方法治现代化模式的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汲取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现代化法治之路。
然而，近代中国的法律发展进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而且表明法律是对诸如正义、平等、自由、权利、安全、利益等价值准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因而具有实质的理性化的特征。
江泽民强调，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走上这一奇迹般的发展道路呢？答案在于中国本身的制度优势，在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拓展。